世乱佳人还作贼,劫终残帙幸余灰

世乱佳人还作贼,劫终残帙幸余灰

時衡读蔡登山《一生两世》

这时代空前喧阗,让人看不清自己,遑论前人。晚清至民国百余年往事,雨打风吹流散难考。市井里巷,通俗作家,所言所写多有不实,流于浮浅陋劣;更有甚者,颠倒黑白厚诬古人;亦有愚者,语焉不详轻重不分。有太多记载亟待「复盘」。

历史最动人之真相常隐匿于毫末。《左传》云「信而有征」,《论语》云「足,则吾能征之矣」,皆在教导历史的学习与研究,须真实不虚,须广搜材料,须小心求证。

在如此思想的指导下,台湾文史作家蔡登山历十余年功夫,写下《一生两世》这本人物传记。22 篇文章的传主皆为抗战期间附逆的文人。除却郑孝胥、梁鸿志、黄秋岳等名汉奸,多为我们在两岸的文学史书本上偶见姓名却详情阙如的人:钱稻孙、沈启无、朱朴、周黎庵、柳存仁、穆时英……

多年来,正史只给了我们「他们是汉奸文人」的答案,却将丰富的细节全然隐藏,教人摸不清这结论是对是错。贸贸然随着正史的结论大谈爱国主义文人风骨,恐怕有些粗枝大叶敷衍了事。何谓附逆,何谓汉奸,是需要放到人物自身的历史空间里去考察的。这些人物或为稻粱谋,或为名利诱,或懵懂糊涂,或趋炎附势,种种原委,皆应如本书作者这样,在搜集足够史料的基础上还原历史,完成解码,把罪人还原成人,再进行其他讨论。

这些大诗人、大文人、大编辑、大学者、大小说家、大翻译家、大藏书家,经过作者的还原,其才情之高拔确乎使人感佩,而他们与日本侵略者以及汉奸伪政权或冷或热千丝万缕的联系,也确乎使人或惋惜、或愤慨、或苦笑、或嘲讽,心头百味杂陈。

在大时代的变局中,仕与隐、出与藏,皆是人生之艰难抉择,爱国与叛国,只在一念之间。当年放言「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如何能料到将来做了汉奸头目的惨淡收场;缔造白话散文至高峰的周作人,亦永被「落水」的耻辱萦绕,立下「意在速朽」的遗嘱。

而本书收录的 22 人,虽不如汪、周二人这般于大众间出名,然各具曲折,足使人窥见造化弄人之无端,守节自保之艰难。深受「人世为剧场,宜勉为正角」之思想浸染的江亢虎,被野心、虚荣、自负、狂热所支配,一生钻研旁门左道,从「弄潮儿」化为「落水者」,成了时代舞台上的丑角。柳雨生与柳存仁这两个名字,将一位文人的「一生」分作「两世」,一面是沦陷时期上海文坛的附逆分子,一面是躬耕学术享誉海外的道藏学者,至今在大陆被贬为罪人,而在海外被褒作宗师。倘这些人有幸没有附逆,或许后半生便不必如此不堪,而前半生的历史,也会令他们在中国的文化史上获得更恰如其分的位置。

与作者的笔触一起经历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沉沦过后,另一个问题也愈发明显:在暗潮汹涌的当下,我们这代的读书人,能不能因着这些前车之鉴的存在,而对文人风骨、国族之爱等概念有不流于字表的认知,能不能在与充斥着庸常之恶与结构化之恶的每日生活中,不灭那持久战斗的勇气?

这问题太难回答,毕竟「文如其人」多是人们的一厢情愿,天才的误入歧途,在这本书里有太充分的证明。「世乱佳人还作贼,劫终残帙幸余灰。」恰如陈寅恪摹写黄秋岳的诗句,这历历的故纸堆,字字句句是前人的血色身世,昭示着正道直行的艰难与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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