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眼睛的衰变

顾城一直是个被误解的诗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是他最负盛名的《一代人》。长期以来，我们从这句诗中感悟他那普罗米修斯盗火一般的对光明的向往和追求，体会他鲜明、纯真、炽热的情感。「童话诗人」、「天堂诗人」，种种洋溢着赞美之情的称谓由是诞生。

然而这样的称谓能否勾勒出一个最真实的顾城？显然不能。它太抽象，太理想化，是大众对顾城的期望所衍生出的一系列符号。顾城本人的生命在这里被有意地切割和筛选，只有几个碎片留存在这些称谓中。而顾城其余的生命，在这里出现了空白。

《树枝的疏忽》填补了这片空白。

《树枝的疏忽》是顾城的散文选集，由诗友马铃薯兄弟选编，姐姐顾乡审校。顾城在诗歌以外的文字经诗友与亲人编排，铺展成一道清晰的轨迹。在这条轨迹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找到顾城在不同时期的心灵坐标，摸索出他的心灵衰变的历程。

是的，我将这历程称为心灵衰变，因为顾城确实在他的人生中一点点失去自己心灵的阵地，变换着身份。他一共有过三个主要的身份：「孩子顾城」，「文艺家顾城」和「理想家顾城」。这三个身份既是历时性的存在，又是共时性的存在。他在这三个身份间浮沉，在衰变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诞育出大量诗篇和美文。

「有时，诗比作者要聪明些。」（《剪接的自传》，P154）不知是巧合还是必然，如果背离传统的解读，他的《一代人》同他的散文一起诠释了这个衰变的历程。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传统上，我们认定「黑夜」象征文革时期，「黑色的眼睛」象征悲观主义的阅世方式。这种说法是对的，但难免失之于教条式的干枯解析，无法表现诗句本身丰腴的质地。「黑夜」和「黑眼睛」不应是详细的实指，它们都有多义性，且「黑色」一词未必就寓含褒贬之意。

如果阅读了《树枝的疏忽》第一部分「忆述散文」的最初几篇，那么说「黑夜」象征童年也未尝不可。这几篇散文以一种冲淡平和而不失微妙波澜的笔调叙述童年小事，相当完整地保留了心灵衰变之前的第一个顾城——「孩子顾城」。

「孩子顾城」是个颇为寻常的孩子。他和同龄人一样，收集糖纸，采桑养蚕，厌恶上学，贪玩闹事。可他又颇不寻常。他这些只属于孩童的好恶，竟一直延续到多年以后。成年的顾城依然像个孩子一样，和妻子谢烨一起铸造铅币，收集铜。他的对金属的偏爱，对纸张的吝惜，对石臼的着迷，都发展到了一种近乎恋物癖的程度。他对学校的厌恶，理由也颇不一般。「上学真是我最怕的事，那么多人，在同样的时间想同样的事情。」（《臼》，P27）于是辍学后他再没有接受更多的教育。他后来拥有的学识，全然是「书蜂拥而至的年代」里自学的成果。

不难看出，「孩子顾城」有一个很强的执拗的因子。这个因子很多人都有，却鲜有人像他那样纯粹而持久，直到成人后还如此鲜明地呈现出来。「孩子顾城」带给他的印记使它从一开始就与我们所居处的世界保持距离。「由于渴望，我常走向社会边缘。」（《学诗笔记（一）》，P127）全家下放前，他在北京城里探访隐秘的角落；下放后，他在荒野上行走。「边缘」的体验带给他迥异于常人的思考方式。于是许多在我们看来极度平常的事件，比如上学，到他那里都显得如临大敌。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在这一点上，他和柯勒律治极为相仿。然而不同的是，柯勒律治阅世极浅，且自始至终都不深。而顾城几十年里经历的时代跳荡，在欧洲或许要数百年，他却依然保留住了这个「孩子顾城」的影子。成人主宰的世界本身是他的假想敌。这着实是他的不幸。在《臼》等文章中，他选择了温和的方式来对抗这黑夜般混沌的童年。他明白自己终不能为这社会所接纳，又不想被世人同化，却还在对抗。故他的对抗带着悲观的意味。他阅世的方式，也实在有一个悲观的底子。「孩子顾城」不是单纯的童话的眼睛。它是「黑眼睛」，纯真里有无奈和悲观。

但是，爱读顾城的诗的人中，一定会有人反对我的这种看法。顾城难道不是要「画下东方民族的渴望，画下大海——无边无际愉快的声音」的吗？（《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他总在诗中营造出童话般的光明世界，凭什么说他的底子是悲观的？

不错，他确实说过「我要用心中的纯银，铸一把钥匙，去开启那天国的门，向着人类。」（《学诗笔记（一）》，P128）但是他也深知单凭童话无法改造这个世界，「我在幻想着，幻想在破灭着，幻想总把破灭宽恕，破灭却从不把幻想放过。」（《剪接的自传》，P153）童话幻想的光明美好与空想的不可实现性之间势必存在着矛盾，只强调其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是完整地看顾城。

作为诗人的顾城身上是兼有这两方面的性质的。他看待事物虽是敏感且悲观，他淬炼出的诗句确是温暖而乐观。这是朦胧诗人，乃至 80 年代许多其他流派的诗人所共有的特征。这些诗人于绝望处歌咏希望。但顾城和他们有所不同。「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是的，顾城也把对光明的向往写进诗中。但「光明」的含义发生了分歧。其他诗人与广大读者所向往的「光明」，是针对刚刚过去的那个时代的黑暗而言的。而顾城想寻找的「光明」不局限于此，还有一个含义，是相对于这个让他既失望又害怕的现实世界的。他想追求一个「光明」的「理想王国」。「我要用我的生命、大自然和未来的微笑，去为孩子们铺一片草地，筑一座诗和童话的花园。」（《少年时代的阳光》，P119）可是，《一代人》以及其它的诗歌一离开顾城的笔端而传诵于众人之口，顾城便不复享有完全的解释权，他对「光明」的理解便淹没于众人对「光明」的理解之中了。这个时候，「孩子顾城」开始衰变，「文艺家顾城」冉冉升起。

翻开《树枝的疏忽》的第二部分「诗哲散文（国内时期）」，一种与「忆述散文」迥然不同的文风扑面而来。如果说「忆述散文」给人以真切、平实、温暖而又通透的感受，那么「诗哲散文（国内时期）」就会给人以做作、矫饰的感觉。我相信顾城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是带着百分之百的真情实感的。然而当时他所处的文学环境给了他极大的影响，造成这样的文风。

80 年代初的文学，是以「伤痕文学」为代表的流派的天下，他们致力于描写出文革受害者的纯洁性和痛楚感。发展到后来，就时常过分，纯洁性成了洁癖，痛楚感开始泛滥。顾城「童话诗人」的气质就和这种风格有内在的关联，在这种风气影响下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带上不真实的色彩。比方说《剪接的自传》中，他读到其他朦胧诗人的「陌生的诗」以后，「掀起床单，用手帕擦去《无名的小花》上经年累月的灰尘……」（P160）而后将少年时代的诗集交给出版社。事实上，他首度拿出《无名的小花》应在 1978 年读到「陌生的诗」之前。这个拂去灰尘的动作含有自写意角度的成分。同样虚拟的，或者说因为剪裁而失去部分真实的，还有他的回忆。作为「文艺家顾城」，他在成名后不断受到杂志采访，在诗会上发表演讲，话题必然有他的个人经历。个人经历在多次重复中变得模式化，形成固定的套路，是非常自然的事。例如《剪接的自传》和《责任与思索》中，他的人生的开端如出一辙：

「我是一个秋天的孩子。在我出生的北京医院附近，有一座藏式白塔。」（《剪接的自传》，P149）

「我是一九五六年秋天的孩子。在我的出生医院附近，有一座藏式白塔。」（《责任与思索》，P134）

而且，他还加上了「藏式白塔」这样一个诗意的意象。而此后的人生经历，在他的反复叙述中更是惊人的固定化。不外乎一个孩子逃离开时代的疯狂，沉浸在自然之中，开始写诗的路程，在读者和诗友的帮助下坚持写诗。然而更多的细节，更多复杂的深层次的，推动他人生进展的缘由，他都有所淡化或者回避。他是著名诗人顾工的儿子，他的家庭理应承载更多时代的复杂印迹。他的刻意淡化，是由于他有一个「文艺家顾城」的身份，他当时尚未决意与主流对抗。

「文艺家顾城」的另一方面的特征，则是一种谈玄说虚的写作和演讲风格和一个「中国文学走进世界」的狂想。这两者恰恰是 80 年代末「寻根文学」为代表的文学主流的特点。「文艺家顾城」以其丰满真挚的热情，加入这时代的合唱。他用非同常人的灵敏和悟性习得了华美的措辞和广博的知识。在五台山诗会，新诗潮诗会等诗会的发言稿都展现出他完全具备一名文学领袖的素质。他也不止一次说过「只有我们的诗星汇成银河，奔涌于世界太空的时候，我们才能无愧地对先人说，我们是继承人。」（《学诗笔记（二）》，P147）加入时代合唱的顾城，正在失去自己的特质。

在顾城身上一直存在着一对重要的矛盾：顾城自身特质和文学主流的矛盾。顾城自己是更倾向于「孩子顾城」，希望离开成人世界的纷扰，专心追寻自己的「理想王国」，亦即他自己的「光明」。但是文学主流是想要顾城当一名旗手，做「文艺家顾城」，带领他们离开文革的阴霾，让中国文学进军世界，亦即追寻一代人的「光明」。

好在顾城及时察觉到了「文艺家顾城」和自己「孩子顾城」的倾向之间的矛盾，他选择了离开中国，到新西兰激流岛上定居。「文艺家顾城」衰变成为「理想家顾城」，在激流岛上真正把「理想王国」的建设付诸实践，并努力找回「孩子顾城」时期的那种单纯的写作状态。这一切都可以从「诗哲散文（境外时期）」中得到体现。「忆述散文」虽然所写内容跨度很大，但是写作时间集中在境外时期，所以这些文章也能反映他在这一时期的思考和写作状况。

在《给〈Today〉的信》中，顾城对于 80 年代「文艺家顾城」的身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明确否定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这一口号的价值。「这种想法真让人难过，且不说有没有什么世界文坛水准，仅创作变成一种考状元的活动，就足够令人伤心了。」（《给〈Today〉的信》，P264） 然而顾城的这种转变出现得太晚，在「诗哲散文（境外时期）」中，「孩子顾城」，「文艺家顾城」和「理想家顾城」的影子交错出现。他时而写出「春天在每个夜晚数她的花朵」（《植物人》，P268）这样充满童趣的句子，时而写出《树枝的疏忽》这样华丽雍容的文章，作出《天地一指，万物一马》这样玄妙高深的演讲。即使他把「理想王国」细化成几个步骤，在激流岛上着手建设的时候，矛盾依然时常显现。在题为《养鸡岁月》的笔记里，他和谢烨试图远离工业文明，建造一个「鸡犬之声相闻」的世外桃源，可是进一步扩大养鸡的规模时，又不得不借车来运输待售的鸡蛋，「我不喜欢汽车，也不喜欢电，为躲开这些养了鸡，不曾想一养，一样样就又追了回来。」（《养鸡岁月》，P89）而在这组笔记的末尾，由于新西兰奥克兰州的法令限养家畜，顾城夫妇不得不杀掉全部的鸡，来自工业文明政治上的影响依旧可以倾覆他们全部的努力，世外桃源的建设就此失败。

可以说，正是在「理想家顾城」失败的追寻，以及「文艺家顾城」的影子挥之不去的背景下，顾城陷入了混乱和痛苦。黑眼睛在衰变之后再也不能恢复为原来的自我。「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然而光明的追逐者的内心并非没有黑暗，何况光明与黑暗的明确分野，多少带上了诗人的一厢情愿。顾城最终没能抑制住「内心的暴君」。激流岛上弑妻自杀的悲剧结尾，也是必然的结果。

我们现在称顾城为「童话诗人」，实在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贴标签的行为。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品味纯真的童话，而把顾城裁剪成「童话诗人」，却废弃了他的衰变和挣扎的人生历程，那是对顾城的不公平。读者可以要求诗人写什么样的作品，然而这种要求时常会损害诗人在作品中的本真流露，乃至扰乱诗人的思想和生活。《树枝的疏忽》实在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文集，它忠实记录了一个最应该充分展示灵性，最应该让思想自由舒展的诗人在时代的变迁，主流文学的取向和工业文明的笼罩下退守、衰变乃至毁灭的过程。这部文集值得我们去做更加深入的分析和思考，去探讨诗人与时代，与社会的关系。还会有多少双充满灵性的黑眼睛在社会无意的影响下衰变乃至消亡？我们当如何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演？

可是，从《树枝的疏忽》的宣传语「一个天堂诗人，留下的凡间声音」来看，编者虽是顾城的诗友和亲人，也不得不迁就市场的需要。多数读者依然只想读到「天堂诗人」。

顾城一直是个被误解的诗人。

但，这份误解不应永远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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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树枝的疏忽
• 作者：顾城
•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 出版年：2011
• 选书师：時衡